「摘要」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表明乡村振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文结合文件内容，以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的视角来探究乡村振兴战略背后的底层逻辑：首先从宏观布局来阐述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ESG投资之间的关系；之后从“农业”“农民”“农村”以及“财政金融”四大微观机制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重点。同时根据以上的微观机制分析，并基于“ESG”因素，对相关企业ESG投资的“发力点”进行探究、对我国ESG基金投资的相关特征进行论述。最后本文依据研究结果，对推进以上微观机制的创新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 “三农” ESG因素 供给侧改革 财政金融
2023年2月13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为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①。该文件是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20个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表明了党中央加强“三农”工作的鲜明态度，释放了“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强国必先农强，农强方能国强”，因此，应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首要位置。而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要求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以“三农”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来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下，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取向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也是“短板”之所在。同时，随着ESG（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理念在国内市场的快速发展，将ESG投资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与ESG投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以中国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为视角来尝试探究乡村振兴战略背后的底层逻辑，并基于ESG因素，对ESG投资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发力点”进行探究。
一、宏观布局之乡村振兴战略
（一）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粮食与农产品供给的重要保障；同时农业农村也承担着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的重大责任。但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农业相对弱势且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落后于城市。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为了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业）农（业）关系、城乡关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将其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的“发展短板”。（二）“三农”工作间的相辅相成“三农”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农业、农民与农村（图1）。其中，农村是农民居住生活的主要空间，同时也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发生领域；农业是农村的主要产业，同时农业生产也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途径；农民是农村的主要成员与主要建设力量，同时为农业生产提供主要的劳动力。由此可见，“三农”工作呈现“三位一体”的格局，“三农”工作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因此，在以下对“三农”微观机制的相关分析中，虽然各有侧重，但并没有将三者完全割裂开来。
（三）乡村振兴战略与ESG投资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过去依赖政府来解决治理、环境等问题的模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因此，需要企业动能、市场动能的补充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社会的责任。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一环，未来ESG投资的主要领域应在农业农村。同时，企业与市场ESG投资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价值的驱动力：企业的ESG投资对于其风险规避机制、企业创新、融资成本降低、公司形象提升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李小容等，2022）；市场ESG基金的投资可以帮助投资者来筛选长期业绩更为强劲的公司，为投资者带来“α超额收益”。所以，乡村振兴战略与ESG投资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二、微观机制之“农业”②——推进农业现代化
在政策规划中所提到的是“广义农业”（大农业），而广义农业概念下的“农业”是将“农林牧渔”放在一起来说的，也可称之为“第一产业”。产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功能是创造产出（供给），而产出又变成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的回报，并最终形成社会主体（居民、企业、政府）的收入，“农业”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一过程可以利用生产函数来表示：Y=A·F(K,L)其中，Y表示产出，F（·）表示生产函数，K表示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力投入，A表示“技术”③。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依据欧拉定理：总产出会被资本的回报与劳动的回报完全分割。“供给侧经济学”相关理论（供给学派、新供给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实践经验表明：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侧重于“供给端”，但绝对不是“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简单复辟，对于我国在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利用“区别对待”供给侧发力的调控模式更为适用（贾康，2021）。因此，在农业的供给侧加入一定的政策调控与指引更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一）产出端（Y）稳产保供古（春秋战国时期）有齐国诱导鲁国弃粮种桑，鲁国最后因断粮被齐国征服；今有俄乌战争爆发，多国粮食出口被限而导致其他国家因“断粮”而社会动荡。可见，“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农业”强的首要表现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强，粮食、农产品供给的波动不仅会引起物价指数的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图2反映出我国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当季同比增长率与第一产业产量当季同比增长率之间为负相关关系。依据“供求曲线”来看，当供给曲线移动幅度较大时，价格和产量会呈现反向变化，即“价跌量涨”，进而得出：我国“农业”产出端的供给变化是引起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农业”产出端的稳产保供对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文件》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产保供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确保粮食产量在1.3万亿斤以上，全方位提升粮食安全根基；加力扩种大豆油料，进而来扭转我国大豆油料对外依存度高的局面；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欲善其事必利其器；构建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加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实施农产品多元化进口战略，从而保障“粮食安全”。（二）生产要素端（K、L）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生产函数，“农业”产量的增长主要由生产要素、“技术”所决定。首先来看“生产要素”端，“农业”的生产要素为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水利设施、机械设备等）。根据已有研究（胡晨沛等，2023）：在生产要素端，资本是农业产量增长的主要发展动力，劳动力对产量贡献的增速有所放缓，土地对农业产量增长的贡献呈现低位波动的态势。鉴于以上原因，《文件》也对“生产要素”端作了全面的部署：对于土地要素，要加强耕地的保护与用途的管理，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以此来保障基本农田的支撑，并且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于劳动力要素，要完善农资保供稳价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保障机制，以此来保障劳动力供给与劳动积极性，防止“谷贱伤农”；对于资本要素，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以此为“农业高产”服务。（三）“技术”端（A）强化科技装备支撑之后来看“技术”端，“技术”又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农业产量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主要表现为科技与装备对“农业”的支撑。依据“索洛模型”中的“稳态”理论，若没有技术的进步，人均资本存量最终将收敛到一个不变的水平，由此可见，“技术”的增长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文件》对“技术”端提出了如下要求：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完善农业科技领域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培育农作物新品种；加快先进农机研发，因地制宜，研制适用于不同地形的农机装备；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最后，本文基于中证ESG评价指标体系与《文件》有关内容，来探究相关企业ESG投资在“农业”中的“发力点”。对于“环境（E）”来说，主要涉及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主题。其中，自然资源主题是要求相关企业承担对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而提升农业发展的外部性；环境管理主题是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从而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对于“社会责任（S）”来说，主要涉及利益相关方与社会机遇主题。其中，利益相关方主题主要是对“农业产业链”稳定的维护，例如位于农业产业链下游的食品饮料行业大型企业，具有维护位于农业产业链上游的农产品供应企业运营稳定的“社会责任”；社会机遇主题是要对农业现代化发展作出贡献，例如支持农业科技研发，支持水利工程建设等。对于“公司治理（G）”来说，主要涉及信息披露主题。信息披露主题要求相关ESG投资企业及时、可靠地对推动“农业”发展的相关信息进行披露，这既可以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又可以提高企业声誉形象。
三、微观机制之“农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一）坚守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所内含人本立场上的诉求是要让农民致富，而致富最大的前提就是脱贫。在2020年，我国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仍应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坚守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文件》对此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巩固提升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住房安全保障以及饮水安全保障成果。
（二）增强脱贫地区与脱贫人口内生发展动力——授之以“渔”
在巩固脱贫的基础上，应主要提升农民自身的发展动力，使勤劳致富受到激励，防止“养懒汉”（习近平，2023）。因此，帮扶脱贫应该授之以“渔”。《文件》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划与部署：中央财政对于推进乡村振兴的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力争提高到60%以上，重点支持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短板；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院落经济；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消费帮扶，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健全财政帮扶项目的联接机制，带动农民增收；充分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保障作用。
（三）完善帮扶政策——授之以“鱼”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也应“先富”带动“后富”，对贫困地区的产业进行对点帮扶，加大对帮扶地区与人口的信贷支持，授之以“鱼”。《文件》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划与部署：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投资力度不减，并做好脱贫人口的小额信贷的工作；深化东西部的合作，组织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对经济贫困地区的产业帮扶；研究过渡期后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在脱贫的前提之下，应进一步考虑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如何提升农民对农业的经营绩效。一方面，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需要稳定其就业，并使农民的技能得到提升，在农民处于“非自愿”失业的状态下，政府可以推行“以工代赈”来稳定农民的就业。另一方面，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需要提升农民对农业的经营效率，效率越高，单位时间的产量越高，从而获得的收入越高，农民自身的“效用”也就越高。提高经营效率可以采取“集体经营”的模式，利用“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提升收益，但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就需要妥善解决好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问题，通过推进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来呼应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文件》对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稳定农民工就业；促进农业经营绩效，引导土地经营权有效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让农民更多地分享改革红利。
最后，本文基于中证ESG评价指标体系与《文件》有关内容，来说明相关企业ESG投资在“农民”中的“发力点”。对于“环境（E）”来说，相关企业的环境责任主要在于通过对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管理，来改善农村人口的居住环境。对于“社会责任（S）”来说，相关企业可以利用产业链的投资来促进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为企业的自身发展创造了条件；还可以对采取“集体经营”模式的乡村产业进行援助，从而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对于“公司治理（G）”来说，相关企业可以选择与当地政府合作来共同对贫困地区进行产业帮扶，政府的加入与监督有利于提升企业“公司治理”水平。
四、微观机制之“农村④”——加快农村现代化
“农村”不仅可以视为一个区域的概念，还可以视为一个“小型经济体”，农民、乡村企业是其构成的主体，农业是其主要的产业，但也有商业、矿业、旅游业、服务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农村现代化，就是使其经济主体由表及里全方位提升，使乡村宜居宜业。
（一）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由于农业在农村的资源禀赋相较于城市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农村”的基本面上首先应该加快农业的现代化、推动农业的升级发展，但这也并不排除其他产业在农村现代化中的结合与渗透。对于提升农业的现代化，本文在第二部分聚焦于农业产量的提升与其可持续发展，没有对农产品（产出）的流通与其他相关非农产业的发展展开论述，这里对此进行补充。农产品的流通是指从农业的产出物开始，从而到加工，再到销售，来满足城市、餐饮需求的流通过程，这也可以视其为农产品供应链的“一条龙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其他非农产业的参与和发展，例如以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制造业、以农产品批发销售为代表的商业、以农产品配送物流为代表的服务业等，从而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局面。由此可见，这样的农产品供应链应该依据乡村产业不同的优势与特色，形成一种合理的产业集群，同时利用“互联网+”等模式对产业科技赋能，实现农村产业现代化升级与改造，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文件》对农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具体规划：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从而确保农产品物流通畅；加快发展现代乡村服务业，全面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提升县城产业承载和配套服务功能。
（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
农业因人类定居而兴，村落因农事活动而聚，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载体，也是广大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故土（习近平，2023）。因此，推进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完善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不仅是农业发展后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城乡差距大的最直观表现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差距大，所以推进乡村建设应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持续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为农民创造和美的居住环境。《文件》对推进乡村建设作出如下部署：加强村庄规划建设，提升村容村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持续开展村庄清洁活动；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健全乡村社会保障制度。
（三）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不仅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更关乎党在农村的领导基础。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快速推进，我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迫切要求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文件》对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作出如下部署：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强化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功能；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教育。
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中证ESG评价指标体系与《文件》有关内容，本文认为：相关企业ESG投资在“农村”大有可为。对于“环境（E）”来说，相关企业ESG投资在污染与废物主题、自然资源主题以及环境管理主题均有“用武之地”，这与在“农业”“农民”领域的ESG投资相类似。对于“社会责任（S）”来说，相关企业ESG投资可以在利益相关方与责任管理主题中发力——对农产品供应链“一条龙模式”改造升级，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等模式进行科技赋能，这既可以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又可以推动企业自身的创新。对于“公司治理（G）”来说，相关ESG投资企业可以借助推进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来推进公司的数字治理，进而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五、微观机制之财政金融——推进财政保障与金融支持
财政与金融是乡村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其中，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金融是现代经济进行资源配置的基础，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乡村振兴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政府财政保障
首先来看政府的财政保障对乡村振兴的资金支撑，由于“三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弱势，所以财政支出在农业领域的作用更突出，国家加强对农业投资能有效促进农业增长、财政社会性支出能够有效减少农村贫困（姚凤阁等，2022），因此应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的优先保障领域。财政资金主要由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来提供，并且具有公益性、无偿性的特点。正是由于“财政支农”不追求利率回报的特征，一方面这会扩大政府的赤字，从而增大政府的“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这也不利于乡村企业与乡村振兴项目的自发性生长，从而导致其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具有“脆弱性”。鉴于以上原因，应该同时加入具有市场化特点的“金融支农”来协同支持农业发展。
（二）金融市场支持
金融市场既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的支撑，又可以为其提供抵御风险的工具。提供资金支撑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银行类金融机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提供涉农贷款，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由于金融机构对于资本具有逐利性，而农业产业具有收益率较低、生产周期长、商品转化率低等特点，所以导致金融机构对农业贷款收紧，此时就需要“财政支农”进行协同。对于财政金融的协同支农，可以采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省级）用于农村农业发展、以市场化的方式建立乡村振兴相关基金、以及支持引导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运用等方法。为乡村振兴提供抵御风险的金融工具主要体现在优化“保险+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机制、健全完善村镇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以此来加强收入保障与信贷保障。
（三）ESG基金投资
在财政金融的机制之下，ESG基金投资也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ESG基金通常是指投资具有ESG特征的企业的基金，而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助力是企业ESG投资的重要方向，因此ESG基金的投资也是对相关企业的激励。为了更好地激励ESG基金的投资者，可以设计乡村振兴战略相关主题的指数基金产品，让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中来。ESG基金中也有着“中国特色”的特征，例如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是以国务院国资委牵头、财政部参与发起，有关中央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的私募基金，这类基金融合了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机制，以市场化、专业化的运作方式更高效地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
《文件》对于推进财政保障与金融支持提出以下具体措施：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压实地方政府投入责任；将符合条件的乡村振兴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优化“保险+期货”，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推动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
六、总结与建议
结合《文件》，本文以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的视角来探究乡村振兴战略背后的底层逻辑，分别从“农业”“农民”“农村”以及“财政金融”四大机制来具体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重点。同时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基于“ESG”因素，对相关企业ESG投资的“发力点”进行探究、对我国ESG基金投资的相关特征进行论述。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之下，还应积极考虑以下方面来推进微观机制的创新与发展：提升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推动地方政府债券的合理定价，从而为乡村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加强对村镇银行资产负债的监管，避免村镇银行的风险累积，从而保障农民的收入安全；使政策设计与财政支持更为合理，避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价格扭曲；统一企业ESG评价体系，避免评级分歧而导致企业“清洗”⑤；规范ESG基金的投资组合管理，加强机构投资者的ESG投资意识。
① 文中将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统称为《文件》。
② “广义农业”概念下的农业，包含“农林牧渔”。
③ 虽然A经常被称为“技术”，又称“全要素生产率”，但它的内涵远不止技术，其他影响到产出的非物质因素都被囊括到A中。
④ 注意农村与乡村间的区别，乡村包括农村与城镇，范围相较于农村更广。本文此部分将“乡村”与“农村”等同。
⑤ “清洗”是指企业为了塑造良好形象对环境或社会价值做出欺骗性或虚假声明，但并无实质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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