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人口 农业强国 政策性金融 赋能
人口规模变动是关乎“三农”发展的大事，是全面促进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农民富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因素。人口态势与金融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息息相关，与城镇化建设一样，乡村振兴依然离不开以人为中心。
一、新形势下农村人口发展态势
人口规模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环境等密不可分。农村人口问题涵盖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劳动力质量等主要方面，并与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针相互交织，交互影响。近年来，随着城乡融合深入、生育政策调整、社会制度变迁，中国城乡人口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见表1）
（一）农村人口规模呈持续下降趋势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耕社会，农村人口一直占据多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农村人口仍在不断增加。1995年，农村人口规模达到8.59亿人的峰值，从1996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到2010年底，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规模基本持平，而后持续下降。到2022年底，农村人口规模为4.91亿人，占比下降到34.78%。鉴于我国人口生育水平长期在低位徘徊，以及优生优育理念深入人心，可以预见我国总人口即将到达峰值，未来农村人口规模也将持续小幅下降，预计到2025年下降到4.5亿人，到2035年下降到3.3亿人，到2050年下降到2.45亿人[1]。农村人口规模占比持续下降对金融支持“三农”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二）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快速演进
国际上通常把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标准。当这两个指标翻倍，即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2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则该国进入“老龄社会”。由于年轻人口常年务工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有1.2亿人，比2010年增加了2205万人，占比由2010年的14.98%上升到2020年的23.81%。2020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有9035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2368万人，占比由2010年的10.06%上升到2020年的17.72%。按国际通用标准，我国农村已经迈进了“老龄社会”的门槛。农村老龄化问题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
（三）农村劳动力质量和结构双重承压
受教育程度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口规模为1255万人，尽管到2020年增长到了2352万人，但在农村总人口占比仅为4.61%，显著低于全国15.47%的平均水平，而农村文盲人口2440万人，占全国文盲人口的72.4%。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15-64岁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初中教育程度的占据主导地位；15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率高于全国水平近2%；18-2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全国水平近9%。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近1/3全职务农，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人口仅10%左右(其中大专及以上1.21%)。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农村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60岁以下人口数量由2010年的5.73亿人下降到2020年的3.88亿人。从人口结构上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将引起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口红利接近尾声。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不高、劳动力结构韧性不强的情况仍未改观。农村劳动力的质量和结构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挑战。
二、新征程中农业强国发展趋势及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新要求，对应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未来农业强国的发展路径是以农业农村高质高效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并呈现以下特征[2]。
（一）由“城市带动”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转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随着农村工业化不断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逐步向工业部门转移，单位土地上农村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农业边际生产率随之提高。由于农户非农收入的有效补充，农民在解决温饱的同时摆脱了贫困，迈进了小康。然而农业农村的弱势地位并未由此发生本质改变，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并未因此缩小，反而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见，传统农业的关键问题并非生产要素配置缺乏效率或存在劳动力剩余的人员闲置，而在于既未引进新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也未引进新的生产要素的需求，其达到的只是一种改进的传统低水平均衡。新征程中，随着农村人口规模不断下降，剩余劳动力并不能像以前那样“无限”供给。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突出共同富裕、实现农业强国”的目标依赖城市带动的模式难以达成，农业农村发展范式应由城市带动转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二）由“剩余型农业”向“高质量型农业”转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聚焦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可以看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无论是农村土地等制度的变革还是农业科技的进步，都增加了农业剩余（剩余农产品、剩余劳动力）。但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农业产业链韧性不强、农民抵御市场波动风险能力不足的初级业态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资本要素生产率、技术要素生产率等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指标并未因此发生显著提高，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目标差距较大。因此，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大前提下，基于市场选择、科技进步、生物创新、绿色生产框架的考虑，精细化、专业化、高端化、智慧化的高品质高附加值的“高质量型农业”将成为农业强国的发展逻辑。
（三）由“劳动力农业”向“人力资本农业”转变
传统“剩余型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型农业”生产要素将会发生突破性的更新。舒尔茨指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必须能够得到现代的投入”，而现代的投入必须通过人力资本传导。“剩余型农业”得不到现代的投入，究其本源是人力资本匮乏，无法将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无形价值流量转化并附加到农业产品的有形价值增量上。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人力资本含量低两个特征表明，谁来种田和如何种田的问题仍然存在，人力资本并未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另外，我国承包经营的小农户经营模式，对于提高产量、提升质量和节约成本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不能匹配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和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的要求，谁来经营农业的问题仍然存在。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就需要承载较高人力资本的知识农民。要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就需要农业企业家组织生产模式创新。
三、新格局下政策性金融服务“三农”的对策建议
在人口发展新形势和农业发展新趋势下，政策性金融不但要充当“黏合剂”，将各种要素融合一体，驱动产业链、人才链、技术链的聚合，而且要充当“催化剂”，让创新、创造、创业活力持续迸发。
（一）以科技赋能推动农业农村振兴
人口是流动的，而土地不能流动。因此，农村人口规模逐渐下降的形势下，提高在土地上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会更加依赖科技，科技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将愈发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我国农业科技投入长期偏低，农业科技创新贡献率仅为61%，与美国、德国等农业强国存在着近30个百分点的差距。在要素成本上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把科技兴农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是要全面支持服务“两藏战略”。更加重视藏粮于技，突破耕地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限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探索在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种业芯片、现代农业装备等方面支持路径，以大数据驱动大智库，加快推动农业数字赋能，促进农业数字化转型。二是以科技支撑提升产业韧性。将科技嵌入农业产业延链、补链、壮链、强链各环节，助力培育高知名度农业科技食品企业，支持海外食物供应链，提高关键物流节点调控能力，增强我国农产品全球供应链韧性。三是紧紧围绕农村土地这一核心生产要素，探索运用云端平台支持农村土地有序流转、高标准农田建设、水肥一体化灌溉、土壤质量改良、科技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化经营等领域的信贷支持路径。四是支持粮食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在重要节点扩建新建改建一批智能化水平高、运行安全保障好的仓储设施。通过科技赋能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以及流通体系，提高粮食与重要农产品价值和效益，让市场的手更大程度上调动务农种粮积极性，从而内生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五是加大培养科技与金融兼备人才。科技是实现金融高质量支持乡村振兴的工具，但最终还是需要人这个关键因素。每一项涉农金融业务、金融产品、业务流程都有自身逻辑，科技应用并不本质上改变该逻辑。只有通过人的思考，让科技逻辑符合业务逻辑，业务逻辑适应科技逻辑，通过高素质人才打通金融逻辑与科技逻辑之间的壁垒，才能实质性推动乡村振兴。
（二）以人居环境赋能聚集夯实农村人力资本
相较于单纯的人力资本数量，农业农村现代化更迫切地需要畅通人力资本迁徙途径。这种迁徙不仅应使原本人力资本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向城市的转移，还应涵盖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城市的人力资本向农村聚集。因为单纯对留下的农民进行投资是不够的，就算当年的“农业能手”，也大多是适应传统技术的“能手”，很难胜任“高质量型农业”要求以及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集群的需要。农业是一种产业，但从实质来讲，农业更是人们生活在农村广大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实践表明，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不完全是生产问题，还有生活问题；不仅仅是其能够赚取高额报酬，农村人居环境与城市的差距也构成了其选择去留的决定性因素，这为农发行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广阔空间。一是建议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赋能，把以企业家及知识型职业农民为载体的人力资本粘合到农业和农村，通过运营模式创新，做强做优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兴经营主体，带动农村共同富裕，创造出政策性金融服务“三农”的新格局。二是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案例大力支持造就美丽乡村。实践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万工程”不仅仅改变了农村人居环境，还深刻地改变了农村发展理念、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是做好“三农”工作的传家宝、是主题教育的好教材。要深刻理解“千万工程”的深远意义，进一步提升政策响应力，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纽带，统筹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为农业农村吸引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农业创造基础性条件。三是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具有协同政府资源整合优势，在资金来源上具有长期、大额、低息的优势，能够通过跨期盈利的方式解决长期公共融资领域难题，可以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效解决商业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的信贷投放动力不足、热情不高的市场失灵难题。
（三）以绿色赋能推动生态补偿向绿色发展升级
随着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绿色发展显得更加迫切，“高质量型农业”离不开绿色赋能。根据脱贫攻坚经验，单纯靠生态补偿“积累机制”的绿色发展，一直是个“慢变量”，在绿色发展理念下，绿色金融赋能的基本逻辑需要从生态补偿向绿色发展转变，更加突出绿色作为现代农业农村的重要驱动力。一是践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逻辑，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绿色农业金融体系，围绕“两藏”战略，在种业振兴、绿色技术集成、绿色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领域增加金融有效供给。二是推动绿色金融的科技创新和应用，支持农业生产数字化建设，呼吁加快形成包括信贷、保险、担保、投行、期货期权、资本市场、碳汇等领域的多主体合力，引导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三是完善绿色考核机制，提升对农村绿色生产、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乡村实现绿色转型。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要紧密结合六大绿色产业，积极开展碳排放权、可再生能源确权、绿色权益担保等绿色创新，从利率定价、审批权限等方面持续加大“三农”领域绿色信贷政策倾斜、支持力度。
（四）科学稳妥把握好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关系
人口发展新趋势下，在整体稳中向好的基础上，大概率有极个别地区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因此，把握好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是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关键。一是既不能过度追求“三农”业务发展速度，对项目、企业等风险隐患重视不足，也不能片面强调“三农”业务发展的风险，致使“三农”服务不到位。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平衡好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二是建议通过适度优化调整利润、经济资本占用系数、内部转移定价等关键考核指标、探索适合自身的不良容忍度等，让基层行在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中找到均衡。三是在金融科技产品创新上加强专业化风险防控能力，认识到“三农”科技创新对于整体金融环境稳定性、产品自身风险逻辑、流动性管理都与传统产品存在区别。四是要借助大数据技术，通过各类信用数据多维度信息交叉验证，让风险防范中“人力识别驱动”与“技术预警驱动”协同发力，提升风险治理能力。
高质量发展是探索政策性金融发展道路的根本遵循。农发行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完善金融治理，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以金融发展促进金融安全，通过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动力，将政策性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逻辑内嵌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逻辑。
参考文献
[1]洪银兴,杨玉珍.现代化新征程中农业发展范式的创新——兼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创新研究[J]. 管理世界,2023, 39(05):1-8+53+9.
[2]黄匡时,萧霞.我国乡村人口变动趋势及其对乡村建设的影响[J].中国发展观察,2022,(06):5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