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研究分析瑞信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危机产生的原因，回顾危机的处置过程，提出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启示。
「关键词」瑞信 金融危机 商业银行
2023年3月，随着欧美加息潮的到来，众多银行面临经营不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紧张的危机。深陷负面舆论的金融巨擘瑞士信贷轰然倒下，近170年的独立经营历史最终以被瑞士银行收购划上句点。“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瑞信危机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充分揭示了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模式、风控体系与国内外大环境协调一致的重要性。虽然事件已经过去两年，但回顾并分析瑞信危机全过程，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发展依然有借鉴意义。
一、瑞信危机及处置事件回顾
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redit Suisse Group AG，以下简称瑞信）成立于1856年，最初为瑞士国内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提供金融服务。瑞信1905年在巴塞尔成立第一家分支机构，1940年在纽约成立第一家国外分支机构，1990年收购第一波士顿，1993年收购瑞士大众银行，2000年收购投行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 Inc.。通过自身发展以及收购兼并，瑞信一度囊括超过1100家公司，覆盖传统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投资银行等业务领域。瑞信于瑞士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位列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以下简称G-SIBs）清单的全球金融服务巨企。
（一）瑞信危机的初现与发展
在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遭遇重大挑战，投资者损失惨重，金融企业风雨飘摇，著名的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金融公司先后破产清算，瑞信也遭受巨大损失，报告82亿瑞郎的损失，是瑞信整个历史上最糟糕的经营业绩。除了直接损失外，有关抵押支持证券（MBS）特别是住房抵押支持证券（RMBS）相关的诉讼及其影响一直纠缠着瑞信，直到2023年危机爆发。
数年后瑞信从金融危机后恢复，回归盈利状态。但从2013年开始，瑞信被一连串诉讼缠身，频发丑闻暴雷。2014年，瑞信不得不承认为美国纳税人瞒报收入提供帮助，并接受美国监管机构开出的共计28亿美元的罚单以达成和解并停止相关调查。2015年诉讼赔偿以及巨大商誉减值、2016年艰难环境导致亚太地区以及投行业务产生的巨大损失，使2015年、2016年两年亏损都超过20亿瑞郎。2018年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Swiss Financial Markets Supervisory Authority,以下简称FINMA）又在两项调查中发现瑞信在履行反洗钱尽职调查义务方面存在缺陷。2019年，瑞信继续曝出丑闻，即“监视门”。调查发现，瑞信内部监视行为以及内部调查失败来源于公司治理以及内控缺陷。2021年瑞信接连提示重大风险，首先是格林希尔（Greensill）供应链金融暴雷，其次是Archegos家族理财爆仓使瑞信蒙受超过50亿美元损失，随后又曝出莫桑比克事件，2021年瑞信最终承受17亿瑞郎的净损失。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欧洲的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再加上瑞信参与冻结俄罗斯资产，瑞士银行板块以及寄予厚望的财富管理板块承担了巨大的经营压力，瑞信当年一季报继续报亏4.28亿瑞郎，这是连续亏损的第三个季度。而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出于风险控制体系缺陷以及宏观经济不确定背景下盈利能力不足的考虑，于2022年5月至11月相继、连续下调瑞信集团整体评级，瑞信优先级无担保信用债评级普遍在BBB-至BBB级。较低的信用评级拉高了瑞信的融资成本。瑞信7月27日公布中报，2022年上半年净亏损达到19亿瑞郎。这使得很多市场分析者认为瑞信前途堪忧，存在严重的可持续经营风险。
（二）瑞信危机的集聚直至爆发
从2022年秋开始，瑞信危机迅速蔓延，直至2023年3月19日彻底爆发。出乎市场预料的是，引爆的前奏是2022年10月，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关于佚名G-SIB崩溃的推文将持续亏损的瑞信推上风口浪尖。瑞信第四季度存款大幅流失1380亿瑞郎，其中有相当部分是10月流失的。紧接着2023年初，随着美联储加息，市场流动性变得紧张，银行持有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资产负债错配风险爆发，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美国银行倒闭，让投资者和存款客户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健性产生严重怀疑。3月15日，瑞信最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宣布不会注资。当日，市场的恐慌情绪爆发，瑞信股价下跌30%，信用违约互换利差攀升超过1000基点，部分AT1债券一度跌至票面金额的25%，交易对手方也要求追加抵押品，当日客户存款便流失132亿瑞郎。尽管在此过程中，FINMA联合其他监管机构发表联合公告平息市场的恐慌，提供了数百亿瑞郎的流动性短缺融资工具，并且帮助瑞信维持住偿付能力，但是瑞信已无法通过自救挽回市场及客户信心，清算或重整势在必行。
（三）瑞信危机爆发及处置过程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 Group AG，以下简称瑞银）就接管瑞信向监管当局提出条件，包括提供无抵押品要求的流动性支持、政府提供损失担保、FINMA相当长时间降低监管指标要求、瑞信减记全部AT1债券。当局同意为瑞银接管瑞信可能产生的损失提供担保，同时FINMA准备的重整方案也已经完成准备签字并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瑞银及瑞信终于达成一致。在联邦政府推动下，瑞信瑞银双方高管直接绕过双方全体股东达成一系列协议。
收购协议以及配套措施主要包括：全体瑞信股东将以每22.48股为对价换取瑞银1股，该交换比率相当于瑞银提供30亿瑞郎的收购价格；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瑞银尽快指派人员承担瑞信关键岗位；瑞信继续开展日常商业活动，并与瑞银合作进行重整；联邦政府为瑞士国家银行（Swiss National Bank，以下简称SNB）向瑞信提供最多1000亿瑞郎流动性支持进行担保、为瑞银处置瑞信资产潜在损失超过50亿瑞郎的部分提供90亿瑞郎的损失担保；FINMA命令瑞信减记名义价值总计160亿瑞郎的AT1（Additional Tier 1,以下简称AT1）债券。
此次危机处置过程中，AT1债券的减记事件为市场所关注。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用来补充一级资本的金融工具，AT1债券最突出的属性就是对银行资本的支撑作用和吸收损失的功能。AT1债券条款有转股或减记的设计，在发行时可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要求，银行出现危机时，又能通过减记方式增加资本，属于金融机构重要的内部纾困机制。
二、瑞信危机及处置事件分析
（一）业务结构长期失衡
长期以来，瑞信投行收入占比高，海外业务规模大。次贷危机之后，瑞信对以投资银行业务为重的经营模式进行改革，尽管投行业务的风险加权资产所占比重有所降低，但是瑞信依然保持为全部客户提供大范围投资银行产品的业务模式。高风险投行业务占比高，承受的风险敞口就大，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时带来的冲击就高，直接拖累公司整体业绩。2021年，在Archegos事件中瑞信的多头头寸达到近半资本金规模，最终投行部门税前亏损达到37亿瑞郎。同时，瑞信海外业务规模庞大，在2023年被收购前，超过总收入的一半，却长年成为国外监管机构重点调查对象，存在包括帮助他国公民逃税等违法事实，造成大量的诉讼赔偿支出。
（二）内控存在重大缺陷
从2013年开始，市场看到了瑞信存在的内控缺位、风管失效问题。2021年“莫桑比克”事件中，集团无法提前获知子公司重大决策，在事件发酵后也不能及时退出，反而被子公司牵连参与后续债务置换。在Archegos事件中瑞信的多头头寸达到近半资本金规模，最终投行部门税前亏损达到37亿瑞郎。这揭露出瑞信对高风险的偏好，而风险管理能力严重不匹配的事实。2019年的“监视门”事件，独立审计揭示瑞信内部监视行为以及内部调查失败来源于公司治理以及内控缺陷。此外，瑞信频发协助客户逃税、账户涉及贩毒、腐败等丑闻，长期被国家监管机构调查或起诉，都表明瑞信存在严重的风险管理问题。
（三）组织架构不合理
瑞信集团通过大规模并购快速扩张，形成了规模庞大、机构繁杂的组织架构，然而内控体系建设滞后于组织架构的扩张。海外子公司收入占比超过本土收入，经营自主性显著增强，形成事实上的独立运营，集团整体风控体系难以实现有效穿透与全面覆盖。不能合理安排可变薪酬结构，使得高管薪酬与集团实际经营结果错位，没有形成对高管的激励与约束。瑞信管理层在2013年之后曾经调整经营策略，降低投行业务占比，但执行不力，并未达到实质性转型，在2021年格林希尔事件后仍未能及时调整业务结构，导致风险持续积累。2022年四季度开始危机急剧升温，存款大量流失，股价在市场恐慌情绪的影响下急速下跌，管理层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市场信心。之后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拒绝追加注资，管理层未能有效争取到投资者资金注入。
（四）宏观环境剧烈震荡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欧洲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部分国家出现股市下跌、资本外流、汇率大幅度贬值等风险传染和相互强化问题，瑞信经营连续亏损。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连续下调瑞信集团整体评级，导致瑞信融资成本大幅攀升，达到了惊人的9.75%，成为瑞信历史上的最高融资成本记录。2023年，随着美联储加息，全球货币政策收紧，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美国银行倒闭产生市场恐慌连锁反应，同时瑞信投资类资产公允价值大幅缩水，更加引发利益相关者对瑞信资产安全的担忧，导致市场恐慌情绪迅速升温。客户存款的加速流失致使瑞信流动性告急，已然无法维持偿付能力。
（五）监管的滞后与缺位
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瑞信的公司治理和内控缺陷问题被多次披露，从被指控为美国纳税人瞒报收入到客户账户涉及腐败、洗钱而尽调未能发现，以及公司监视员工，客户数据泄密等丑闻，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未引起瑞士金融监管机构的充分重视。尽管也采取了独立审计调查，但后续未有有效的监管处置措施。2021年的格林希尔和Archegos事件暴露出瑞信业务结构失衡叠加风控失效问题，FINMA未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限制瑞信业务或加强资本约束，直到2022年6月才开始密切监视瑞信的流动性问题。从2022年秋季危机迅速发展，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导致的挤兑使瑞信命悬一线。2023年3月，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外溢性风险，加之瑞信最大的股东沙特国家银行宣布不会注资，彻底压垮瑞信。纵然瑞信的资本充足率指标满足G-SIBs要求，FINMA和SNB联合发布公告安抚市场信心，SNB先后提供了数百亿瑞郎流动性融资工具，都已然无济于事。这种被动应对方式无法缓解市场恐慌，最终导致瑞信信用崩塌。
三、瑞信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启示
（一）坚守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新时代根本要求
面对当前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以及我们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跨越的阶段性挑战，金融行业可谓是承载重任的“排头兵”。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方向，这是我国银行业下一步发展的根本要求。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在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坚持防控风险的永恒主题。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避免金融脱实向虚。近年来，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引导作用尤为凸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2024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08.34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52.53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1.8%。商业银行除了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资源配置上也属于关键力量。2024年，投向新质生产力领域、普惠金融等国家重点扶持领域的新增贷款保持良好增速，成为银行业信贷规模持续增长的新源泉。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继续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商业银行要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承担的使命，切实发挥服务实体经济、普惠百姓民生、助力产业升级、防范风险隐患的关键作用。
开放合作是当代国际社会发展的主题，构建全球金融互利共赢是历史潮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金融发展道路，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谐统一的。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支持“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推动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和规则体系多元化，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构建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制是根本保障
坚持防控风险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金融监管的重点。践行金融高质量发展和“走出去”的使命，建设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制刻不容缓。
一是健全宏观审慎、微观审慎、行为监管“三支柱”。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宏观审慎、微观审慎与行为监管需形成有机协同的“三支柱”架构。宏观审慎层面，应持续完善管理框架，丰富政策工具组合，扩大管理覆盖领域，重点防范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及跨市场、跨部门的风险传染。微观审慎层面，以资本约束为核心健全审慎监管体系，加快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夯实金融机构个体稳健运行基础。行为监管层面，聚焦市场主体合规经营与消费者保护，通过规范业务行为，遏制不正当竞争，形成对审慎监管的有效支撑。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五大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缺位，提高监管机构协同效能。
二是构建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及金融控股公司等，一旦发生重大风险事件将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要建立量化评估体系，以规模、复杂度、关联性等指标为核心，结合定量计算与定性判断，确定系统重要性等级。强化监管约束，对认定的机构施加附加资本、杠杆率等要求，推动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倒逼提升风险管理水平，防范“大而不能倒”风险。完善有序处置机制，明确危机处置流程与责任分工，避免风险无序扩散。
三是注重防范跨市场、跨区域、跨国境风险传染。当前金融风险传染呈现多维度渗透特征，需要构建立体化防控体系切断风险在不同市场的联动和区域之间的传播，尤其要关注跨国境风险传染。面对复杂多变的跨境资金流动特点，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建立与国际监管机构信息共享与协调机制。市场预期已经成为引起市场非理性波动的重要因素，导致风险自我强化并形成负向螺旋。关注并积极管理市场预期，提升政策的可信度，在日常管理中筑牢预期稳定的坚实基础。金融机构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健性，是防范跨国境风险传染的重要闸门。监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建立适应全球金融形势的压力测试框架，关注外围市场风险并制定预警和处置措施，平衡盈利增长和风险防范，专注主业，减少单边押注行为。
（三）建立符合全球视野的风险控制体系是“走出去”的关键
瑞信危机是内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内部看主要是业务模式存在严重隐患，高度依赖高风险的投资银行业务。在激进的高风险经营战略下，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却存在严重缺位、失效问题。外部看全球经济转向政策掉头、地缘冲突叠加“黑天鹅”事件等不利因素，瑞信崩盘是意料之中。
有别于国内信用风险，对全球市场应更多关注市场风险、法律与合规风险以及操作风险。2025年以来，国际经贸体系面临冲击，主要经济体疲态尽显，“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主要金融市场、股债汇出现“过山车”行情且联动性显著增强，中国商业银行跨境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业务、衍生品交易业务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敞口迅速扩大。世界各国法律体系、监管政策各不相同，部分国家法律更新频繁、监管要求严苛，若对当地法律和监管规定理解不透、执行不到位，极易引发法律诉讼、监管处罚，严重损害银行声誉和经营效益。全球化经营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和业务流程，增加了操作失误、内部欺诈、外部欺诈等操作风险的发生概率。地缘冲突夹带小院高墙，实体清单制裁、跨境支付体系限制、技术标准壁垒等针对性手段屡见不鲜，都可能导致银行在当地的业务受阻、资产受损，面临严重的国别风险。
中国的商业银行应在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指引下提前布局，构建新形势下全球应对体系。密切跟踪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地缘冲突政治事件等，使用量化分析模型，对宏观风险进行前瞻性模拟，对市场波动进行实时追踪。采用稳健性资产负债管理策略，合理匹配资产与负债结构，有效降低错配风险；维持中性投资操作策略，减少单边押注行为。制定覆盖全球业务的合规政策和操作流程，定期组织员工开展业务所在地法律合规培训，确保经营活动合法合规，减少因法律合规风险导致的银行损失。构建覆盖全球业务的内部控制体系，运用人工智能等先进科学技术，对操作风险进行实时监测、智能预警和自动化处理。建立实时预警响应管理机制，制定“黑天鹅”事件应急预案，对政治经济突发事件和资本市场极端波动实现分钟级预警，抵御极端情况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制定国别发展布局战略，构建科学完善的国别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依据定期国别风险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海外业务战略，优化海外业务布局，实现海外业务均衡发展。
（四）创新金融工具是抗御风险的有效支撑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降低“大而不能倒”风险对金融系统的伤害，发达国家建立了内部纾困机制，其中以 AT1 债券为代表的或有资本工具有了较大完善和发展。在瑞信危机处置过程中，AT1债券的减记与以往陷入危机中的银行减记方式较为不同，但都发挥了损失吸收功能，减轻了并购方和外部援助成本，降低了破产可能性。
在我国，AT1债券也被称为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或永续债，是银行发行的无固定期限、用来补充一级资本的债券。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推动我国资本补充债券的诞生。2019年，中国银行发行国内首单永续债，永续债的诞生是接轨国际监管处置倡议与制度、深化金融改革、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的重要成果。永续债作为其他一级资本，较好地补充了银行资本需要，提升资本充足率，满足安全性监管指标要求。永续债丰富了银行资本构成，降低银行对单一资本来源的依赖，使得银行资本结构更加稳健，不同类型的资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抵御风险、吸收损失。永续债融资成本较低，能够增加银行盈利，兼顾盈利性指标。发行永续债可以快速增加资本总量，商业银行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撑，保障业务顺利开展，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发行永续债可以引进债券持有人的外部治理作用，减少股东道德风险，推进银行稳健运营。
现阶段，我国发行永续债还具有三大优势特点。一是相较其他融资方式，永续债发行成本低、主动性强。通过永续债融资，银行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发放贷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二是永续债具有吸收损失的能力，可以有效提升商业银行投向高科技等风险较高领域的风险抵御能力。投早、投小意味着商业银行将更多参与初创型科技企业投融资过程，将要面临更多不确定性，需要做好风险储备，提高自身资本充足率水平以应对可能的贷款减值损失。三是在银行发生极端风险情形下，作为损失吸收工具可以减记或转股。从宏观稳定性角度来看，对金融和实体经济两方面都有正面影响。永续债能够改善银行资本结构、提高银行价值、减少破产与外部援助的可能性，降低整体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增强整体经济发展韧性，维持社会公众的信心和预期。
近年来，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在探索新型融资工具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024年5月，工商银行发行我国首单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非资本债券。通过对金融工具的创新应用，确保系统重要性银行夯实服务实体经济的损失吸收基础，撬动更大规模的信贷投放规模，同时，并不显著增加负债成本，这将会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一系列长远的正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