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我国大豆进口面临的风险，提出发展大豆进口贸易思路和相关政策建议，即强化进口主体建设，拓展进口来源国，完善市场贸易体系，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和政策性金融扶持，共同维护大豆进口安全。

「关键词」进口大豆 风险 策略

自2004年开始，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二十连丰”，实现了“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城镇化持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背景下，中国对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我国人口占全球近五分之一，但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百分之九，淡水资源仅占百分之六，依靠国内资源难以满足十四亿多人日益增加的食物消费需求。在稳定国内粮食生产的同时，充分合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推进以国际贸易为代表的国际循环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路径。大豆作为非口粮品种，综合考虑战略意义、种植结构、经济效益等因素，作为粮食进口的主要品种具有显著优势。然而，历史上2次“大豆风波”及近年中美贸易摩擦表明，大豆作为战略商品已成为大国间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在当前进口需求保持刚性的情况下，保障大豆进口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议题，应提前谋划和布局，以应对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惊涛骇浪，不断增强大豆产业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不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一、我国大豆进口面临的相关风险

美国、巴西、阿根廷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大豆出口国，三国大豆产量占世界大豆总产量的八成。整体看，我国进口大豆主要来源于上述三国，进口来源国高度集中，受地缘政治博弈、自然灾害和重大事件频发等影响，国际粮食贸易风险显著增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进口供应风险。主要进口来源国如果出现地缘政治冲突、意识形态争端、自然灾害等情况，将导致大豆粮源短缺、供应不足。当前我国大豆进口高度依赖美国和巴西，一旦中美、中巴关系紧张或这些国家出现政治动荡，我国大豆进口数量便有波动风险，且我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粮食规模巨大，而当前大豆生产国较为集中，短期内难以找到可替代的进口来源。

二是出口限制风险。粮食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间政治制裁和经济制裁的武器，也是国家博弈的一张王牌。出口限制风险主要体现在粮食出口国出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或贸易争端需要，或是为了优先保障本国粮食供应稳定而限制粮食出口，从而给粮食进口国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如作为全球第一大米出口国，印度从2023年7月开始加大对大米出口限制力度，引发国际社会恐慌和国际米价上涨。

三是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新冠疫情等公共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国际粮食市场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加剧，我国粮食进口面临安全隐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港口拥堵、运力紧张、工人罢工等问题，部分国际港口运输物流受到较大影响，船舶压港现象突出、船舶周转效率下降、集装箱周转不畅，导致海运价格飙升、运输时间延长，对全球粮食供应链产生负面冲击。

四是运输中断风险。大豆贸易运输方式主要为国际海运，主要航线共4条，包括美西装运大豆自太平洋到达中国，美湾、巴西和阿根廷装运的大豆可经巴拿马运河到太平洋，绕道好望角经马六甲海峡、经苏伊士运河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上述航线多途经海上咽喉要道，一旦出现堵塞或中断，将引发运输延误、粮食腐化、成本增加等问题。由于极端天气、军事冲突等原因，巴拿马运河等咽喉要道曾发生过多次阻塞或中断。在进口来源国物流基础设施方面，美国内河航道负荷沉重，巴西铁路和公路运输能力低，也极易导致运输延误和成本上升。

五是垄断控制风险。国际粮食贸易中，四大粮商凭借资本、规模、技术等优势，在生产、仓储、加工、运输等环节牢牢掌握着国际粮食领域的话语权。作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我国购买主体却呈现“小、散、弱”特征，未能形成规模效应。主要交易对手均是四大粮商，直接到原产地采购的份额极少。同时，国内贸易和加工企业衔接不紧密，未能整合产业资源、形成产业联盟。缺少大型国际粮商，对大豆全球供应链缺乏掌控能力。

六是金融制裁风险。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多次利用金融手段处理国际政治问题，主要手段包括冻结被制裁方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金融资产、限制被制裁方到美国金融市场上融资等。从大豆国际贸易看，美国凭借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国际贸易主导地位和发达的期货市场，成为了大豆国际定价中心，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则使美元成为大豆国际贸易计价及结算货币。根据货币支付清算的原理，所有境外美元账户的最终清算仍需要在美国境内通过美联储的联邦电子资金划拨系统或纽约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等进行，美国可以有效地限制被制裁方使用美元进行国际支付结算、国际汇兑等活动。SWIFT系统是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中最普及的金融信息交换系统，2011年起美国国务院开始对SWIFT系统数据进行实时监控，掌握美元支付汇兑信息。为避免金融制裁将我国隔绝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之外，需要在国际支付结算手段、金融基础设施应用等方面寻找替代方案。

二、发展大豆进口贸易的思路及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大豆刚性消费需求和当前大豆产业现状，为应对极端情景下可能引发的“大豆战争”，应提前布局，强化对进口主体、采购实施、支付结算、运输通道、储备体系等关键环节的把控力，防止进口大豆供应链“断裂”引发的国内供求失衡。总体思路是：以优质民营企业为主导，建立大豆产业联盟，通过参与主产国大豆生产、在粮源地直接采购、加强海外港口码头建设、强化航运保障、探索国际支付结算新路径等方式，构建生产、收购、加工、运输、销售一体化的跨国农产品供应链。同时，充分利用国际法、国际贸易规则和仲裁机制，降低地缘冲突、意识形态争端等政治因素对我国大豆国际贸易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确保大豆买得到、买得起、运得回，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基于此，应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和政策性金融扶持的发展机制，构建和完善支持大豆进口贸易的政策框架体系，逐步争取大豆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产品定价权和资源掌控权。

（一）打造新型购买集团，强化进口主体建设。一是建立以民营企业为核心的购买集团。为避免在极端情景下引发的对中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的限制，打造有效执行国家战略且在国际贸易中难以因政治因素受到制裁的购买主体极为重要，这也是完善大豆供应链的关键一环。整合大豆产业资源，提高企业集中度，形成统一的议价集体和购买集团，提升中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购买集团以优质民营企业为核心企业，汇集储备企业、贸易企业和加工企业等多种类型的成员企业，组织形式可采取大豆行业协会和产业联合体等方式。二是打造大豆进口贸易综合服务平台。通过综合服务平台，收集汇总成员企业的采购需求，提供下单、执行和追踪一站式海外采购服务。同时，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及时发布供需信息、行业资讯、专业报告等，为成员企业提供市场交易参考依据。加强信息管理，对于成员企业采购情况，特别是执行国家战略的储备轮换等信息，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管理规定。三是采取灵活的采购模式。采购业务根据政策属性、企业类型、需求总量等因素，采用不同模式，对于执行国家战略储备政策的大型央企，为规避采购风险，由核心企业作为进口主体，采取“化整为零”方式，拆分采购需求，分散进口风险。对于中小型企业的市场性采购行为，整合采购需求，采取“拼船出海”等形式，实现“化零为整”。

（二）拓展大豆进口来源国，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一是持续深化同主要国家的合作，保持进口渠道畅通。进一步加强与巴西政府协作，以中巴《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指引，在贸易运输、海关申报、检验检疫等方面提升贸易便利性，降低贸易成本。推动大豆贸易安全顺畅发展，确保巴西大豆供应长期稳定。二是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完善海外农业投资战略布局。在充分研判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风险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利用国外农业资源，完善总体战略布局。采用联合开发、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探索构建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一体化的跨国供应链，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国际化水平。深化购买集团成员企业与各主产地的“捆绑”机制，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三是挖掘中亚、非洲等地大豆生产潜力，通过扩大进口来源国，降低对传统主产国的依赖度。用好“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合作平台，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共同打造国际粮食合作新平台，扩大沿线国家地区和成员国农产品贸易，促进全球范围内粮食资源合理高效配置。扩大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建设试点范围，挖掘相关地区大豆生产和出口潜力，在大豆生产环节为国内供应提供多样化选择。

（三）完善大豆市场贸易体系，掌握大豆安全主动权。一是深度参与全球粮农治理和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加强全球粮农政策交流协调和标准制定，加快构建全球粮食贸易新规则体系，创造更加稳定的国际粮食市场与贸易环境，反对将粮食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取消单边制裁措施和科技合作限制。持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等“中国方案”落地走实，弘扬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的全球治理观，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推动主要粮食生产和净出口国释放自身出口潜力，减少贸易和技术壁垒，支持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及各国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减少高新科技交流限制，确保粮食贸易应急措施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二是加快建设全球性大宗农产品交易中心，发展期货和现货市场，完善内外联通的粮食供应网络，逐步争取大豆国际定价中心地位。期货市场方面，着力推进大连商品交易所国际化，鼓励和引导全球尤其是亚洲地区大豆贸易企业、商品基金等机构参与大商所大豆期货交易，提升大豆期货交易品种国际化程度，引导全球交易者逐步依托大商所大豆交易价格和相关机构报告进行交易，逐步提升话语权、争取定价权。现货市场方面，推动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大豆离岸现货交易市场建设，以推动大宗商品现货跨境交易人民币结算计价，重构全球大宗商品定价规则体系，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强支撑。三是加强重要运输通道建设和仓储物流战略布局，完善进口物流通道体系。港口码头和自有仓库等基础设施是保障大豆稳定进口的基础条件。海外港口布局可采取收购港口运营商股权、投资建设等方式，目前国内企业在两种运作方式上均有所尝试，投资主体以“国家队”为主。以巴西基础设施投资为例，中国招商局港口公司收购巴西南部的巴拉那瓜港口营运商并投资扩建码头，中国交通建设公司参与投资建设巴西北部的圣路易斯港，中粮国际巴西公司获得巴西东南部桑托斯港2个粮食专用码头特许经营权，并升级扩建码头相关设施等。由于建设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费用高昂，且投资回报周期长，靠企业“单打独斗”难度较大。购买集团应深度参与巴西等主产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遵循“点—线—面”原则，以仓储、港口、工厂建设为基点，逐步参与到主产国铁路和水路建设，并拓展到大规模的土地资源开发，逐步建立覆盖从巴西内陆运输到出口物流、从收纳库到港口库的物流供应链体系。四是大力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部署，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降低汇率波动，更好维护贸易安全。提升大宗商品本币化结算水平，加速中国与主要贸易国跨境支付体系对接，在主要贸易国增设离岸人民币生息渠道，强化双方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在多边框架内构建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区域货币体系。

（四）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引导与扶持，打造自主可控、竞争力强的大豆产业体系。一是深入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通过生产者补贴、支持规模化生产、科技创新等方式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升大豆生产能力，增加国内市场供给，深入研究国产大豆转化渠道。二是完善大豆储备调控管理体系。粮食储备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是防范粮食市场风险、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手段。要持续完善大豆和成品油储备调控体系，针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同时，加强大豆储备能力建设，完善储备体系，充分调动市场主体收储大豆的积极性，有效利用社会仓储设施。三是引导调整消费结构，减少大豆消费。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引导居民健康膳食，让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通过调整农产品进口政策，引导企业增加大豆替代产品进口。

三、农发行支持大豆进口贸易的信贷策略

（一）建立进口业务重点客户群。以国家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名单、粮油加工企业“50强”“10强”名单、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请企业名单等为基础，关注企业规模和质量，对大豆进口规模排名靠前的客户、涉农央企、地方国企、优质民营企业等，建立重点进口客户名单，积极对接营销。加强与地方政府、发改委、财政部门、商务部门、海关、粮食主管部门等机构的联系和沟通，掌握辖内参与大豆及油料进口的中小企业情况，择优扶持。

（二）推动产品融合和模式创新。加强顶层设计，全方位梳理和丰富信贷产品，综合运用“本币信贷产品+结售汇产品+国际结算产品”“贸易融资+本币贷款产品”等产品组合，为客户提供“本币+国际业务”金融服务方案。探索跨境供应链模式，以核心企业为切入点，支持跨境进出口与国内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探索推广“保值贷”，通过信贷杠杆引导企业利用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开展套期保值。扩大基于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平台的大宗农产品进口，提供人民币境内贷款与跨境结算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动衍生产品业务资格申请，为客户提供汇率避险产品，帮助客户更好应对汇率波动风险。逐步推广跨境资金集中归集业务，为企业本外币、境内外资金管理提供服务。

（三）健全业务发展保障机制。实行差别化信贷支持政策，优先保证用于支持大豆进口的信贷及贸易融资规模，对于授信额度予以差异化授权，对纳入重点客户名单的总行级白名单客户、战略合作客户等优质客户适度扩大授信额度。优化授信条件，对保证金缴存和担保额度比例适当放宽。提高信贷服务效率，为重点客户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办贷。落实优惠政策，实行差异化融资利率，对中小微企业持续减费让利。加大便利化支持，各省级分行对照本省跨境人民币业务自律机制优质企业认定标准，积极推荐更多优质企业。加强国际业务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人才配备，优化人员结构，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提高农发行跨境金融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为国际业务发展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