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构建其具体的测度指数，结合金融开放政策与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等宏观数据，探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动力机制与实践成效，并提出优化路径，为服务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 动力机制 实践成效 路径优化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秩序面临重构的背景下，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与波动性显著增强。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细化实施路径，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确立为重点任务。这一政策演进与其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多维协同，既通过制度型开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借助国内国际双循环加速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动力机制、实践成效与路径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动力机制及测度

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立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由政策引领、市场需求、技术创新和国际协作四重动力协同推进的系统性进程。其中：政策层面通过国家战略构建制度型开放框架，为金融改革提供顶层设计；市场层面因企业和居民全球化金融服务需求增长，引入国际竞争提升服务质效；技术层面依托金融科技突破传统服务边界，为跨境交易提供数字化支撑；国际层面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实现规则互认与风险共担。共同形成政策引导到市场响应、技术赋能再到全球协同的动力机制。

（一）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演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目标和政策举措。在早期规划与试点阶段，国家通过相关政策将金融开放纳入整体战略，并在上海自贸区开展关键领域的试点工作，为后续开放奠定基础。深化开放与制度构建阶段，侧重于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优化资本项目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全面开放与国际化加速阶段，进一步推动制度型开放，在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保险行业监管以及自贸区金融开放等方面对接国际标准。

（二）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指标测度

为了衡量国内金融高水平开放程度，构建具体的测度指数。其计算公式参照现有学者的做法，具体为：

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数=权重1×外商直接投入/地区生产总值+权重2×对外资金直接投入/地区生产总值+权重3×金融机构外币存贷款总额/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总额

其中：权重1=0.4，权重2=0.3，权重3=0.3。外商直接投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明国际资本流动在引进层次上对外开放的程度。对外资金直接投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测算资本项目走出去层面上开放的程度。金融机构外币存贷款总额与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总额的比值，代表货币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根据该公式，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剔除西藏、台湾及澳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测算2012年到2023年全国金融对外开放水平，具体见图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2023年度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开放水平，具体见图2。

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开放水平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2020年到2022年出现暂时性波折，但是总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这与金融开放政策的推进是相呼应的。随着金融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开放水平的提升为跨境投资及消费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有利的条件。

从图2可以看出不同地区金融开放程度的高低分布情况，这反映了我国金融开放在地域上的不平衡性。金融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在经济基础、金融机构集聚程度、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具有优势，这些地区能够更好地吸引外资并开展跨境金融业务，进而为当地的居民提供更丰富和便捷的跨境消费金融服务，促进跨境消费的发展。而金融开放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则可能在跨境投资及消费的便利性和多样性上受到一定限制。对此，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这些地区的金融开放力度，提升其金融服务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的实践成效

（一）跨境消费双向升级

入境消费便利化提升。离境退税政策优化，我国离境退税起退点从500元下调至200元，现金退税限额由1万元上调至2万元。同时“即买即退”服务从多地试点推广至全国。入境免签政策升级，我国已对38个国家单方面免签，与29个国家签订全面互免签证协定，对54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在海南等地实施区域性入境免签证政策。其中支付环境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旅游景区等旅游场所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构建包容多元的支付环境。

出境消费品质化转型。根据国家旅游研究院公布的数据，2024年出境旅游市场达到1.46亿人次。在空间结构上，虽然依然以近程目的地为主体，东南亚和东北亚近程目的地继续得到青睐，但是“一带一路”出境目的地越来越多地吸引游客。在消费结构上，游客更关注性价比、饮食和住宿条件，更期待新奇体验。偏好与朋友、家人结伴出游，旅游形式更偏多元化。其中人民币国际化，为出境游客提供了更便利的支付手段和更稳定的汇率保障。

（二）区域协同开放跃升

粤港澳大湾区发布了235项“湾区标准”，涵盖交通、医疗、食品、养老、托育、气象、餐饮、文化等30余领域，超1000家企业采用。跨境人民币结算额达38.5万亿元，占本外币结算的70%以上。海南自贸港2024年涉外收支规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8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4%。其中，跨境人民币收支金额达4570亿元，同比增长53%。此外，2025年3月，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涵盖天津、河北等16个省份。这一举措旨在提升金融稳外贸稳外资服务质效，便利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

（三）跨境电商蓬勃发展

根据网经社的数据，2023年国内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达16.85万亿元，较2022年的15.7万亿元同比增长7.32%，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金融跨境服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加精准衡量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综合参考现有学者2019年和2021年的做法，构建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剔除西藏、台湾及澳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包括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具体见表1。

在表1的基础上，用熵权法进行指标合成，对全国及地区跨境电商发展水平进行对比分析，具体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水平12年间呈指数级跃升，这一现象不仅印证了数字经济对传统贸易模式的深度重构，更凸显了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效能。首先，跨境电商的爆发式增长，既是外汇管理改革、跨境支付创新等金融开放政策落地的重要成效，也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接、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等制度型开放深化提供了关键实践场景。其次，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的提高推动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降低了汇率风险。最后，跨境电商通过企业诉求连接政策响应加快能力升级的正向循环，构建了金融开放与产业发展的动态适配体系。

（四）支付结算快速增长

根据人民银行数据，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从2012年的2.94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52.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29.7%，具体见图4。

从图4中可以看到，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12年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反映了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范围和接受程度不断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的增长对于跨境投资与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降低了汇率风险，使得公司和个人在进行跨境交易时无需过多担心汇率波动带来的成本变化。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支付的便利性和安全性，进一步助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

三、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一）推进全面风险防控体系智能化

风险挑战方面，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加剧成为核心挑战。随着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提升，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显著增加。同时，全球经济波动、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均可能引发跨境资金的异常流动。例如，美联储加息周期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新兴市场面临资金外流压力，汇率波动风险加大。此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在促进资金跨境流动的同时，也为风险跨境传导提供了渠道，单一市场的风险事件可能通过复杂的金融网络迅速扩散，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概率。传统的风险防控手段依赖人工监测和经验判断，难以应对当前高频和复杂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亟需智能化升级。优化路径方面，首先要构建智能化跨境资金监测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采集和分析跨境资金的流向、规模、频率等数据，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对异常资金流动进行提前识别和预警。其次，推进监管科技的场景应用，实现对金融机构跨境业务的穿透式监管，提升监管效率和精准度。并且，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主要经济体建立跨境金融风险信息共享机制，协调监管政策和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增强风险防控体系的协同性和有效性。

（二）优化跨境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风险挑战方面，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进一步凸显。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由于自身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财务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根据监管部门的数据，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过高、审批流程偏长等问题，难以满足其参与国际竞争和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在金融开放环境下，国际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服务大型优质客户，加剧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此外，汇率波动、贸易政策变化等外部因素也增加了中小微企业的经营风险，进一步降低了金融机构满足其融资需求的意愿。优化路径方面，为破局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难题，需构建多元化金融支持体系。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开发基于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大数据信用评估的特色融资产品，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例如，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供应链上的信用穿透，为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加便捷与高效的融资服务。政府应完善政策支持体系，重点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此外，需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整合企业税务、司法、经营等多维度数据，建立健全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降低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可得性。

（三）实施区域数字鸿沟弥合策略

风险挑战方面，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数字鸿沟问题制约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包容性。随着金融科技快速发展，数字化金融服务成为主流，但不同跨境群体、不同国际地区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金融服务获取渠道上存在显著差异。在金融开放场景下，数字化程度高的金融机构和地区能够快速适应国际竞争，而数字化基础薄弱的主体则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同时，部分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缓慢，难以提供高效、便捷的线上金融服务；老年群体、农村居民等对数字金融产品接受度低，无法充分享受金融开放带来的创新成果。此外，数字金融安全风险也随着技术应用的普及而增加，网络诈骗、数据泄露等问题也会影响用户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信任。优化路径方面，弥合数字鸿沟需从技术能力、服务质量与生态环境三个方面共同发力。在技术层面，加大金融科技研发投入，推动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技术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降低数字金融服务门槛。金融机构需要优化数字金融产品设计，开发操作简单、界面友好的移动端应用，提升用户体验。在服务层面，加强数字金融知识普及，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针对不同群体的金融科技培训，提升公众数字金融素养。在生态建设方面，政府、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需要加大合作力度，共同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推动金融服务向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延伸，实现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普惠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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